那些资本逼宫大戏：逐利VC与粗放山寨民企间恩怨
银财风投：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与投资方上演的一场“逼宫”戏尚未落幕，近日，后谷咖啡又爆出因与风投分歧不断扩大，濒临资金链断裂的危局。不只是雷士照明、后谷咖啡，近年来炎黄健康传媒、酷讯、中轩生化等多家企业因企业方（或创业团队）与投资方产生矛盾，导致企业方（或创业团队）与投资方一拍两散，甚至创始人无奈被踢出局，更多时候则是双方两败俱伤——投资方的钱打了水漂，被投企业陷入危机。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上述事件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因为投资机构与企业双方在利益及话语权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而如何处理好投资人与企业的关系其实并不容易。在逐利而生的风投与粗放山寨的民企结合的过程中，怎样平衡双方的权力，似乎成为一个难题。
从蜜月到冲突
有人把投资机构与被投企业的关系比喻成“结婚”，只有彼此看对眼了，才会走到一起。但是，再恩爱和谐的婚姻关系，也会在遭遇现实问题时产生矛盾甚至反目成仇。这场婚姻注定没有厮守终身的信条保障，因为资本的进入是为了将来某一天的退出，而退出的时候企业还必须附带给予一定的回报。共同的利益是连接双方的纽带。
前两年资本市场不断爆出的利好消息，让投资人与创业者迷失了方向，盲目地走在了一起。而一旦市场变冷，这种前期被掩盖的不合拍的矛盾就会随之爆发，甚至无法调和。
2008年，炎黄健康传媒投资方软银赛富、兰馨亚洲与其创始者赵青松矛盾激化上演CEO罢免战，酷讯创始人陈华因与投资方意见不合离职。2010年全球最大的黄原胶生产企业中轩生化三次上市遇阻，与投资人的关系从合作甚欢激化到水火不容，企业也因此陷入危机。
去年，“红孩子”的人事地震也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
2004年以来，这家以销售母婴用品为主的电商一直风头很劲，成功完成四轮募资，吸引了北极光、NEA和凯鹏华盈等投资机构。但资本的引入并未给企业带来福音。
2008年之后红孩子并没有跟随中国B2C市场的井喷而高速成长，规模始终徘徊不前，IPO计划也年年落空。站在十字路口的红孩子面临转型，创始人之一的李阳主张聚焦母婴用品市场，但代表资本意志的另一位创始人徐沛欣却坚持扩充产品线，向综合类B2C转型。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李阳被董事会踢出局，而在此之后由四位创始人组成的管理团队则逐步瓦解，只剩下代表资本意志的一人独掌企业。
而在老一批创业者离开后，这些管理职位大多数由投资方或投资方推荐的人选替代，红孩子彻底从“以业务为核心”转向“以资本为核心”。事后李阳曾坦言，自己与投资方沟通不足，是为其埋下严重隐患的罪魁祸首。
和红孩子相似，今年2月尊酷网董事长兼CEO侯煜疆因在战略发展上与资本方产生分歧，后者强势介入企业管理，侯煜疆被董事会夺权，最终黯然离去。
Chinaventure首席分析师李玮栋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投资机构对企业发展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上市前，会更多地干涉企业的业绩目标、企业发展战略等等。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使得投资人与企业发生分歧，导致投资人中途“换人”。
http://v.banx.co/xwb/images/bgimg/icon_logo.png 该贴已经同步到 银财风投的微博 为何难双赢？
企业通过私募融资获得资金发展，投资机构通过股权升值获得收益，看似是一致的目标，但在其背后，各自的理念和价值观有时却是相差甚远。
某家外资基金合伙人王卓（化名）向记者坦言，在中国其希望在投资企业后能在运营上参与较多的管理，借此来提高企业的业绩。“但事实上我们往往只能做少数股东，因为有很多企业是企业家自己创业，他们希望在企业里占较多的股份，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王卓看来，对中国企业来说，有时候他们不仅仅需要资金，更需要借助外力充实完善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如果只是想单单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增长，而不是借助外面的一些投资者的经验和价值的话，这样的企业是不会成功的。”
然而，这样的说法，企业并不买账。俏江南创始人张兰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引进鼎晖是俏江南最大的失误，毫无意义。”这一席话将本来就关系微妙的企业与私募股权投资者的矛盾直接公开化。“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们带来。”张兰直白地评价俏江南的投资者。
某家互联网企业曾吸引了多家投资机构的垂青，其创始人也向记者直言，引入风投，其原则是除了给钱，不希望风投介入企业的实际管理。“他们可以给予一些建议，但毕竟实干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有对于企业发展的规划，并不希望因为风投在背后鞭策，希望能快进快出，而让企业乱了阵脚，被推着上市不是任何一家企业甘愿做的事情。”他强调。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不要指望资本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雪中送炭的角色，他们干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事。”这是一位投资人向记者透露的行业心声，而这其实也是上述互联网企业最为忌惮的事实所在。
“一般情况下，作为投资方，我们尊重企业的意见，但如果真的发现企业管理团队产生了根本性的错误，换人或是介入管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王卓强调，“投资之前往往要看清楚人，如果企业优质，但创始人不行的话，这样的企业我们宁愿不投。事后一旦内讧，往往就是致命的。”
李玮栋指出，创业者需在充分评估企业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引入合适的外部投资者，无论是过于依赖或神化PE对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还是质疑PE基于自身风险控制和盈利模式而作出的决策，都是不可取的。
贝恩投资（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励弘也告诉记者，双方的价值观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是否相同是决定投资与否的前提。“不论是企业团队还是投资机构，要有一个真正的发展方向的认同，中国市场在不断地变化，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总会出现偏差，这时候要做相应的改变，这就需要双方在投资过程中不断地交流，并做出调整。只有双方的利益和战略眼光一致才能够把企业做好。”王励弘说。 立法规范发展 助力经济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应认识到PE是国民经济中催生创新的动力源泉，对经济转型的重大推动作用，尽快完善PE业相关法律，规范要素市场，促进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主要看两个方面：旧的产业整合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而这都需要创新，创新需要风险投资来驱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PE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的经济转型。
相比于美国，中国的PE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私募股权基金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手段，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运作 机制。据上海律师协会基金研究会委员赵东升统计，美国目前有600多家专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着超过4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占据了全球私募股权资本 市场的40%的份额。
深圳创投公会秘书长王守仁和金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卫锋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对私募股权投资 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活跃的私营经济和浓厚的创业氛围给 PE投资带来了丰富的项目源。二是政府支持体系的形成。美国总统在任期内要不定期召开白宫中小企业会议，商讨支持中小企业投融资的问题和对策，并以此来制 定相关法案。而美国证监会每年要召开一次中小企业融资会议，完善规章制度。三是投资税收优惠。1978年美国将资本利得税从49%降为28%;1981年 又从28%降至20%。税率的降低极大的促进了PE的发展。四是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美国《银行法》允许信贷机构将自有资金的5%用于风险投资业务。上 世纪70年代末，美国允许养老基金的5%进入风险投资，从而使法人机构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其中养老金是最主要的来源。现在，养老金的比例提 高到了10%，并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于风险机构。五是为风险投资提供较完备的退出场所。NASDAQ、OTC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使企业融资和PE退出得到了 保障。
王守仁表示，美国PE发展的经验表明，国家层面的立法支持是极为重要的。“2005年，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但这是部门法规，而且比较笼统。因此，应该总结近十年来PE发展的经验，尽快修订完善法律，对行业的发展要有统一的规划。”
郭卫锋认为，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也刻不容缓。王守仁认为新三板建设要加快。“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交易方式，PE退出也不能主要盯着IPO。”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增强创业氛围，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国家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设立引导基金，应该更细化点，规模更大一些。“早期创业风险很大，需要引导基金支持，等企业具备了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PE也就愿意跟进。”
此外，王守仁表示，政府应减少对PE的干预，而应引导行业自律组织发展壮大。“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对PE的投资理念、投资文化和行业规范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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