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天使尤里-米尔纳：硅谷入侵者还是改变者
2010年12月14日，尤里·米尔纳在莫斯科管理学院举行的第一届全俄创新论坛上。
罕有外来者能像俄罗斯人尤里·米尔纳那样，对美国的科技创业圣地硅谷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他眼光独具，投资了Facebook、Twitter、Spotify等众多明星网企;他应邀前往G8峰会，向各国首脑阐述社交网络的意义。从2009年“入侵”硅谷，他只用两年时间便奠定了今日地位。
这是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尤里·米尔纳，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交媒体投资人，带我去他父母的公寓。他说那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中产阶层住宅区。大楼外墙呈土褐色，电梯看上去一点也不可靠，楼梯破破烂烂。但房子内部豪华，宛如曼哈顿上东区那些住宅：房间舒适，挂着名画，摆着很多装饰品和很多很多书。米尔纳的父亲鲍里斯81岁，苏联时代是位教授、管理专家，著述或编纂过50多本书，急于向我展示，问我是否认识俄亥俄州立大学某教授、乔治亚理工学院某教授。他母亲贝蒂没那么多话，只忙着在桌上摆放茶水点心，她以前是医生，在莫斯科疾病预防中心工作了差不多40年。
这一幕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虽然米尔纳投资了Facebook、Twitter到Spotify等几乎所有明星社交媒体，是奉行全新投资哲学的先锋，是硅谷最具争议性的有钱佬(人们追捧他，但又怕他、嘲笑他)，但在内心深处，他只是一个可爱的犹太男孩。
但硅谷风投圈子肯定不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米尔纳越是成功，在他们眼中就越显得可疑和怪异。《华尔街日报》数字大会(技术界盛事之一)主持者之一卡拉·斯威瑟告诉我，有一次米尔纳居然带着一位比他高出许多的金发模特来参加大会(其实那是他太太)。他在美国的投资冒险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窃窃私语，比如说他的投资基金DST (Digital Sky Technologies)董事会里居然有蹲过监狱的寡头阿利史·乌斯马诺夫。
噢，还有他的家。多数时间米尔纳在莫斯科一个配套齐全的办公室运筹帷幄，但如今他在硅谷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于是就花1亿美元在洛斯阿图山买了豪宅，这不仅是硅谷最贵的房子，也是美国最贵的房子之一。
对很多人来说，米尔纳的成功不仅过分、过快，而且有点不公平。这样一个外人，到处大撒金钱，购买最让人垂涎的网络企业。他的“外人”身份是最气人的，也是最发人深思的。为什么一个外人能够看准硅谷最好的投资人都会错过的机会?米尔纳的成功是否意味着其他“外人”也要闯进来，抢夺原本专属于美国人的苹果派———互联网未来和互联网财富?
这就是我来到俄罗斯和米尔纳父母家的原因，我想知道他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如果他是游戏改变者，那么他是怎么改变游戏的?作为一名投资人，米尔纳的崛起是如此迅速———不到两年，他在美国的基金就发展到资产超过120亿美元———人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挖掘他的故事。
对于商人来说，俄罗斯也许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因为这里充满了纯粹的因果关系。所有的力量对比都摆在表面———谁最有钱，谁最有势，谁人脉最广———而你需要的只是积极而又聪明地加以利用。
苏联解体后，一个强盗资本家阶层———寡头———崛起，控制了俄罗斯巨额财富中的大部分。在混乱而腐败的私有化过程中，他们以极低的成本，攫取了俄罗斯的外汇、石油、矿产、木材、粮食储备，把它们从政府倒腾到私人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寡头中，犹太人所占比例极高。在苏联时代，犹太人常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只好活跃于灰色和黑色市场。因此，当资本主义冒头，他们成了俄罗斯为数不多的资本家之一。
米尔纳比第一批寡头年轻十来岁。苏联解体之时，他正在灰色市场卖电脑：从美国进口或者走私旧的DOS机器，以半地下方式销售。他的父亲有着犹太人的谨慎，对此很不高兴。米尔纳专业是物理，如今却不务正业，从事可能惹来麻烦的行当，他决定送儿子去美国读MBA。1990年，米尔纳进入宾夕法尼亚的沃顿商学院，他父亲有个密友在那儿当教授。
这个决定犹如一推，把米尔纳送往了一片未知的领域。通过这一步，他进入了美国资本主义最戏剧性、最传奇的一个时期。那是“收购大师”的时代，“垃圾债券天王”迈克尔·迈尔肯、“企业狙击手”卡尔·伊坎等人都在那时出现，米尔纳迷上了他们：“对我来说这是些非常浪漫的人物———而且他们非常美国化。”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祖国发生了巨变，成为某些人眼中有利可图却又没有规则的狂野市场。米尔纳在宾州关注着这一切，充满羡慕，在沃顿毕业之后，他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三年，最后终于回到莫斯科。
当时他在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手下工作。1990年代中期，霍多尔科夫斯基正以“非常手段”吞吃俄罗斯经济大蛋糕。米尔纳建议霍多尔科夫斯基尝试合法收购一家糖果公司，结果失败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创业。1998年，他召集了一群投资者，买下一家通心粉厂。俄罗斯当时债台高筑，米尔纳意识到进口通心粉的日子要结束了。
但通心粉并不是重点。当时正是互联网泡沫最大的时候，数字世界里无人知晓米尔纳，但他那灵敏的鼻子正嗅探过来。1999年，一种美国商业理论吸引了他。这个理论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广告平台，用户自行在这个平台上创造大量内容。换句话说，原来流往传统媒体的大量广告收入现在会流向互联网，但你又不必付出创造内容的成本。“从边际收益角度看，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米尔纳说。
这时，泡沫破裂了。最高市值曾达到1亿美元的俄罗斯最大网络公司Mail.ru破产，米尔纳用卖通心粉赚来的钱，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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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花费1亿美元，在硅谷购置豪宅。 从灰色市场小贩向俄罗斯寡头迈进的他，现在成了互联网企业家。
我第一次见到米尔纳是在2009年，在他以2亿美元购入Facebook百分之二股权几个月后。
我们在纽约四季酒店里喝着咖啡。米尔纳当时是纽约城里的新丁，不认识什么人，在技术精英圈里也没啥社交，我提到一串知名人物，他基本不知道。不过，通过M ail.ru，他认识了高盛在俄罗斯的投资人。事实上，高盛所谓“金砖四国”理论(即认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高增长率和资金积累将改变世界力量的经济平衡)启发了米尔纳。
米尔纳决定投资Facebook，部分是在莫斯科与高盛人闲谈的结果。晚餐桌上，在讨论投行业务的间隙，那些银行家提到Facebook正打算启动一轮大融资。此时雷曼兄弟刚刚倒闭几个月，世界经济陷入危机，社交媒体领头羊MySpace迅速沉没，形势惨淡。然而，米尔纳却被激起了欲望。
此外，他银行里有钱。或者说他可以迅速拿到钱。米尔纳专门创立了DST，用于投资国际———尤其是美国———网络公司，乌斯马诺夫在其中占据最大股份。这位寡头有钱，又对互联网资产感兴趣，除了Mail.ru，他还投资了美国的新闻网站Livejournal.com和俄罗斯的Gazeta.ru。
但是，对于当时的Facebook首席财务官吉迪恩·余来说，即便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刻，一个不知名俄罗斯人打来的投资电话———不管他显得多么慷慨———都有些怪异。余礼貌地表达了拒绝之意，但米尔纳直接坐上飞机，赶赴加州，从圣弗朗西斯科致电给他，要求见面。余勉强同意，见面时米尔纳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投资方案。
一般来说，风投机构投钱给一家尚未赢利的公司时(哪怕它欣欣向荣)，往往会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优先股，这样公司上市后它可以尽快获益;二是董事会席位，这样就可以影响公司发展方向，比如敦促公司尽快上市。米尔纳提出的方案却与众不同，甚至显得愚蠢：他既不要优先股，也不要董事会席位。事实上，他的钱就像普通股东投资一样，不享有任何“优惠”，公司也没有上市负担。
这个方案代表了米尔纳一个比较新颖和大胆的观点：一旦公司达到一定规模(米尔纳认为要达到10亿美元以上)，投资方式就变了，因为它已经占据了足够的市场份额，建立了较好的品牌形象，与普通创业型公司相比，投资风险要小多了。
但是，其他人不是这么想的。恰恰相反，他们一方面认为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交易(米尔纳给Facebook估值100亿美元，只买了一小部分股份);另一方面，Facebook接受俄罗斯人的钱是自贬身价。俄罗斯人的钱!事实上，这更像一个绝望交易(鉴于当时的危机，除了米尔纳，F acebook另外只吸引到两家投资者，而且都不是顶级投资机构)。
在四季酒店里，我心里想的是，Facebook接受了俄罗斯人的钱，正好说明互联网产业和社交媒体状况一般，不是那么好的投资对象。但我没说出来，只是随
便问了米尔纳几个更常规的问题：Facebook面对的隐私争议，马克·扎克伯格的年轻无经验，MySpace的阴影，等等。
我当时觉得，这个俄罗斯人不仅一根筋，而且无趣。我没有理解整个形势，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内，社交媒体就开始改变互联网基本行为模式。我也没有看到尤里·米尔纳的宏图，未曾预料眼前这个人虽然暂时寂寂无名，却将改变技术投资的势力平衡。
“我投资了四个社交网站，比任何人都多。”米尔纳当时说。
“但那是在俄罗斯和波兰……”换句话说，不能跟美国相比。
“一样的。社交网站是与数字世界交流的更好方式。比搜索更好。它牵涉到一切，是彻底的改变。”
还有一件事我没有意识到，没有人意识到。尽管米尔纳似乎做了一项毫无保护的蠢交易，不像别人的早期投资那样享有种种特权，但有一段时间，他却得到一样东西：当Facebook其他股东转手股票，他有优先取舍的权利。也就是说，这笔“傻钱”为他买来了几乎是无限制地掌控未来十年互联网最重要公司的机会，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年多以后，我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丽兹-卡尔顿酒店大堂碰到米尔纳。这期间他把自己在Facebook的股份提高到大约9%，此外还投资了Zynga和Groupon。虽然还未成为硅谷的宠儿，但已经认识这里所有的名人了。事实上，他本人已经是个名人，几乎每次业界大会都会请他去演讲。“过得怎样?”我问。“不错。”怎么到这儿来了?“哦……”
他的电话响了，对话结束。一天后我在报纸上找到了答案。报道说，Google准备出30亿美元收购Twitter，但被Kleiner Perkins挡道，它为Twitter估值37亿美元，而K leinerPerkins又遇到了另一个竞争对手米尔纳，他的估值是42亿美元。最终，Twitter以接近米尔纳的估值接受了K leinerPerkins的钱。八个月后，也接受了米尔纳的投资，虽然这次估值已经达到84亿美元。
这就是社交媒体的新现实：不管哪里有热闹，你总能看到米尔纳。他一直在买，买。对他来说，钱是小菜一碟。
就在争着投资Tw itter的同时，米尔纳正在帕洛奥托一家星巴克跟马克·扎克伯格喝咖啡。两人已经发展出一段轻松的友谊。扎克伯格说他考虑再融资一二十亿美元，希望60天内筹到。米尔纳说，即便对他来说，60天内拿出20亿美元也还是一笔大数目，不过他会处理的。
他把高盛引入了这笔投资。高盛同意出3.75亿美元，米尔纳出1.25亿美元，剩余款项从客户那里融资。它还同意与米尔纳分享所筹资金的4%管理费，分享投资者获利后的5%管理费。对于一向自负的高盛来说，这几乎是个闻所未闻的安排。而原因可能是交易泄露了。去年1月，高盛公布融资决定前一天，《纽约时报》的安德鲁·罗斯·索金来电，说他已经掌握相关消息。高盛咬牙切齿，因为消息见报后再公布可能会违反监管规则。慌乱中高盛抢在《纽约时报》出街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公布了融资消息。结果客户抢着认购，大大超过预定融资额。几天后，高盛律师宣布，此次私募只向非美客户开放，包括米尔纳在内。最后15亿美元的融资顺利完成，Facebook估值达到500亿美元。
第一次见面一年多以后，我和米尔纳再次在四季酒店会面———他把这家酒店当成了流动办公室。谈到自己在社交媒体革命中日益上升的地位，他津津乐道。一个月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技术界有6人获选到G8峰会上为各国首脑做演讲，他是其中之一。这个例子再次证明了他的地位上升之快、影响力之大。G 8峰会互联网讨论会的演讲者全部是数字世界的精英人士：Facebook的扎克伯格、Google的埃里克·施密特、日本的三木谷浩史(在线零售商乐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法国的莫里斯·勒维(阳狮集团总裁)、法国电信首席执行官斯蒂芬妮·理查德，此外就是米尔纳。
为什么会选择米尔纳?部分是他通过巧妙的手段进入了网络世界，部分是因为他来自俄罗斯，视角独特。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一直努力启动网络创业潮，反对管制，主张放手，与之相比，法国、德国，甚至是美国，都显得思维老旧。米尔纳就代表着非美国的创业精神，是“新经济”中最野心勃勃、最成功的那部分。
米尔纳是最后一个演讲人。他登上讲台时，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正昏昏欲睡，其他领导人———卡梅伦、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正忙着玩iPad.米尔纳谈到了社交科技，把Twitter和Facebook等构建的网络世界视为“全球脑”(globalbrain)发育的一部分，认为整个社交网络会形成全新的合作意识，改变信息的本质，改变现有的信息垄断。
说到“全球脑”，米尔纳就是个典型。他就像一个“全球生物”，有时自己，更多时候带着妻女，满世界转悠。他很少在一个大陆上连续待上一周，常在一周内逛遍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
这些行为让他在洛阿图斯社区显得与众不同。尽管处于数字世界的中心，硅谷却与世隔绝，形成了孤岛。它强调硅谷模式，尽管推崇创新，却会抗拒不属于其主流文化的人。在米尔纳之前，很少有人能靠钱打入硅谷，硅谷的投资者一直都是有背景的。在这里，连纽约的有钱人都被视为低了一级，更不要提“来路不明”的那些。
不过，米尔纳的暴发和几乎神秘的地位虽然不一定能帮他跟新邻居交上朋友，却赋予他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优势。在这个充满圈子感的数字世界，他是没有当地根基、却又能同时活跃于多个市场的少数人之一。这使他进入了某种自由漂移状态，成为一个中间人、一个独立玩家。
当然，尽管有着全球意识和四处游历的经历，尽管在硅谷购买了25000英尺的豪宅，米尔纳终究还是俄罗斯人。虽然他尝试着改变这一点———M ail.ru于2010年在伦敦上市，DST只在非俄语国家做生意———他的家和根基还是在俄罗斯，直到两年前，他大部分资产还是赚自俄罗斯(如今70%赚自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事实上，米尔纳非常留意俄罗斯政治。他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但距离又不太大。在邀请我到莫斯科采访他时，米尔纳附带了一个条件：我要先到圣彼得堡，在一个名为“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活动上主持一个座谈。
我意识到，这是一幕复杂的，甚至是有趣的戏剧，我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小角色。而米尔纳本人担负着多重角色，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他跟我挑明了座谈中哪些嘉宾代表俄罗斯视角，哪些代表美国视角，哪些代表国际视角。其中俄罗斯人包括Mail.ru的首席执行官德米特里·格里什、Yandex(俄罗斯最大互联网企业)首席执行官阿卡迪·沃罗兹;美国人包括玛丽·米克(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现在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做风投)、吉姆·奥尼尔(高盛银行家);国际视角代表包括瑞典人丹尼尔·艾克(Spotify首席执行官，他正和米尔纳谈一项投资)、彼得·维特巴卡(开发了“愤怒小鸟”的公司Rovio的市场总监)。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可能出现在座谈会上，我猜想他才是这场活动的最重头戏。我被教导说，当梅德韦杰夫进来时，我要说：“欢迎，梅德韦杰夫先生。很荣幸你能参加我们的讨论。能邀请你加入座谈小组吗?”
但是，当那一刻到来，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梅德韦杰夫是何时走进拥挤的房间的———直到米尔纳使劲用手肘捅我。
毫不意外，成功人士有时也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成功。当米尔纳带着我周游莫斯科时，他好像在惊奇地看着自己的成长。
晚餐是在他位于莫斯科郊区的公寓吃的。房子是复式的，高三层。他们两年前才从市区一个小房子搬到这里(小房子被米尔纳送给外甥了)。除了很大，新房子唯一特别之处在于在别人可能挂满艺术品的地方，米尔纳挂了很多屏幕，每个都调到某个全球新闻频道，或者某个社交媒体网页。
晚餐前，米尔纳告诉我，准确地说，他没有从沃顿商学院毕业。他没修够学分。这份坦承似乎是想澄清履历(硅谷许多成功人士都没有毕业，这似乎还可以增加信誉)。晚餐本身虽然有点拘谨，但令人愉快，食物部分是由他妻子准备，部分是叫的外卖。他两个女儿也在座，因为米尔纳想让她们展示自己的英语。虽然不太愿意表演，但她们十分可爱。
第二天早上，米尔纳和司机到酒店来接我。第一站我们去了犹太会堂。在这次旅行中，犹太文化一再被强调：这个犹太男孩实现了完美复仇，不仅成了俄罗斯的显要人物，还成为世界新科技秩序中的一员。但多愁善感也就到此为止。当我问米尔纳到底有多么守戒律(我强忍着没指出他妻子明显不是犹太人这一事实)时，他的回答很顽皮：“非常有限。”
我们走访社区和学校，梳理这位寡头的成长和崛起之路。走到红场时，米尔纳有几分激动，说起当年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国旗升起的时候，他和少数几个人待在这里见证历史时刻的情景。在现任政府中，米尔纳也有一个位置：由梅德韦杰夫任命，负责一个类似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织。有趣的是，他解释说，这个委员会里两位非政治家———他和米哈伊尔·普罗科罗夫———(新泽西网队的拥有者)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
午餐是在一个意大利餐厅吃的，它有一个露台，俯瞰俄罗斯白宫(议会大厦)。1991年，这里曾被抗议者占领。米尔纳指出了他那天站着的地方，以及一些人被杀害的地方。后来他就撤入一栋大楼，如今我们正在位于它顶楼的餐厅吃意大利烩饭。
然后我们去了莫斯科国立大学，他在这里毕业，获得理论物理学位。和米尔纳在校园里漫步时，看着那些宏大的建筑，似乎再次感受到当时体系对于犹太学生和犹太野心的漠视。
这次周游似乎揭示了米尔纳成功的秘密：还有谁能比前苏联的民众更能注意到社交媒体的潜力，并为之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与另外一个人聊天，无须仲裁者、中间人，无须接受审查———还有谁能比他们更能感受到其中的革命性和价值?
就是这独特的观察角度改变了米尔纳，并通过他改变了技术界投资模式。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能看得清社交媒体的价值，至少比其他那些有钱人看得清。
从某个方面说，米尔纳之于社交媒体，恰如1980年代中期的迈克尔·迈尔肯之于“垃圾公司”。和迈尔肯一样，米尔纳部分通过个人生活经验的透镜，清晰地看到了另一种层次的价值———如果社交媒体能够改变世界，那它就比任何人想像的都有价值。而且，如果科技公司具备了这种层次的价值，就是一个很好的业绩指标。
于是，他下了赌注，从而把社交媒体和他本人都置于科技进步的中心。
事实上，米尔纳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与其他硅谷投资者相比，米尔纳对于硅谷的天才和创意怀有更多感激与尊重。风投及其投资的公司之间，一直有种模糊的对抗关系。风投总是希望利润最大化，投入最小化。而米尔纳和Facebook的扎克伯格、Zynga的马克·平卡斯、Groupon的安德鲁·玛森、Twitter的杰克·道西和Spotify的丹尼尔·艾克都是朋友，也是他们之间联系的纽带。他想的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在财务与战略上把自己与这些创始人绑在一起，从中获利。他的个人财富已经可以与顶级风投人比肩，但作用比他们更重要———他成了定价人。
米尔纳告诉我，明年，在苏格兰，他将把全球所有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召集到一起，举行聚会。看来，他要重塑网络世界的权力结构。
在某种意义上，硅谷的精英很有理由不信任米尔纳。他偷去了———或者说至少改变了———他们世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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