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者刘东华：让柳传志王石落泪 安慰马云张维迎
他能让柳传志和王石落泪，能够安慰马云和张维迎。他是善于蛊惑人心的花衣魔笛手，长袖善舞的社交家。他让人嫉妒也遭人非议。1999年8月20日，刘东华到纽约曼哈顿美国大道的时代-生活大厦拜会当时的《财富》杂志总编辑约翰·休伊。那年36岁的刘东华在3年前刚刚接手一本名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尽管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到40岁就已经成为正局级，是一件足以夸耀的事情，但在面对长他15岁的约翰·休伊时，刘东华显然仍只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
休伊在《华尔街日报》做过13年的记者，在1995年成为《财富》杂志的总编辑，他是山姆·沃尔顿指定的传记合作者，也是安迪·格鲁夫口中“记者中的记者”。而《财富》则是全美最重要的商业杂志之一。刘东华的《中国企业家》那时正怀着一颗想要成为“中国的《财富》杂志”的心。1996年《财富》杂志失去了IBM500万美元的广告费—约翰·休伊和《财富》执意要刊登一篇描写IBM明星经理人郭士纳的报道，这个数字要大于当时《中国企业家》一整年的收入。
他们讨论了新闻报道中的国家与教堂，讨论了媒体的独立性，以及《财富》著名的排行榜，但是让刘东华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约翰·休伊一句关于世态炎凉的话，这让他在12年后仍能准确复述出来—“他说，全球500强的CEO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只要我一离开《财富》杂志，他们会立即扔掉我的电话号码。他的意思是他们认的是这个品牌和平台，而不是他本人。”
转眼间到了2011年的年末时分，刘东华马上要度过自己的第四个本命年。表面上看他并无太大变化，他仍然喜欢穿黑色中式圆领外套—这样就不用打领带；走起来路气派十足，大有睥睨天下的劲头；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和冯仑、郭广昌在一起时大家会开玩笑称他们发型相像、程度不同；在任何场合说到激动处会抬高声音，并且会重复关键词，声音能传到老远。他称自己是“粗门大嗓”，在装修新办公室时，他的下属特意去跟施工者说，这个办公室的墙壁要厚一点，这人嗓门大。
在中国的传统中，人们通常会认为本命年会是一个多事之年。这一年对于刘东华而言正是如此。他离开了自己供职15年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宣布自己要拥抱互联网，创立一家名叫正和岛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让人以为他要拥抱房地产，实际上从现在的筹备框架看来，它更像是一个为企业家们建造的Facebook。在他离开时，《中国企业家》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杂志之一，也是不多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的杂志。几乎所有中国的民营商业巨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同这本杂志有关联，其中的很多人也成为了刘东华的朋友。
他们会“扔掉”刘东华的电话号码吗？
目前看来还不会。其中一些商业明星如曹国伟、俞敏洪、刘积仁和李开复等人还出席了他的新公司在2011年年底举行的试运行活动。还有一些人则是他新公司的投资者。他们和他关系密切。几乎不需要人再提醒，人们都明白仅仅是这种联系就能成为一种巨大的竞争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也可以称之为“关系”。
环视一下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基本上各个群体都处于自说自话的阶段。知识分子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争论着关于抄袭、社会变革、民主与改革的话题；企业家与商人们接近沦落为一个自我欣赏的小圈子，每年在固定的场所互相评价彼此的丰功伟绩；大众纷纷扰扰地表达着自己的偏激和功利，对成功学的渴求与大规模的愤世嫉俗并存；媒体则不知所措地竭力追赶流行的脚步，势利又脆弱；至于政治家们在想什么，那一直是个秘密；或许还有一个庞大的大多数群体，但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消费能力和影响世事变化的声响，他们仍然是“被遗忘的人”。
刘东华则一直试图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在某些区域之间扮演连接点的角色。他成功做到了—当他掌握着媒体平台时，他能够将商业群体的“生意与生活”公之于大众，他是商业阶层与媒体的连接点；由于他曾经的体制内身份和所在媒体的影响力，他还曾试着推动政治家与企业家的对话，他称之为“推动两大逻辑对接”，他让当时的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坐在段永基旁边；通过引入大量的学界顾问，如周其仁、许小年、吴建民等，他努力让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坐在一起，彼此对话；更大范围而言，他还通过组织群体性的访问活动，让中国的商业阶层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精英发生连接，包括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等人访问中国时，他们同他一起共进午餐。在2011年一次访问美国的活动中，他拜访的对象包括：罗伯特·鲁宾（前财长）、约翰·桑顿（布鲁斯金学会主席）、奥尔布赖特（前国务卿）、吉米·戴蒙（摩根大通CEO）、约翰·布莱森（骆家辉之后的美国商务部部长）、罗伯特·霍马茨（现任副国务卿）和马克·扎克伯格（目前应该无需介绍）。尽管他并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巨富与掌权者，但是他的作用在财富阶层中却无人敢小视。
“毕竟，他不是这个平台的创始人，不是真正的灵魂人物，也没有改变平台的命运。”刘东华还在回味着约翰·休伊的话。“而我实际上是重新定位了这个媒体和这个人群的关系。除了在管理和决策上提供给他们价值之外，更大的价值是通过我们的一系列‘鼓与呼’让整个中国社会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人群。我们告诉大家企业家人群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重要。”刘东华说。显然，他视自己为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代言人物。
他同“企业家们”打交道的时间是从1990年、他进入《经济日报》评论部时开始的。当时他刚刚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从家乡的《沧州日报》考入新闻系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人民日报》的评论员，那是当时中国记者所能想象到的最高成就。但《人民日报》拒绝了他这位热衷于投入学生浪潮的活跃分子。在他的大学老师的推荐下，他加入了《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评论部的主任冯并是他最初的导师，他称之为“老冯”。老冯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他影响巨大。第一个方面是，老冯可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最早意识到民营经济重要性的新闻人之一，正是在他的引领下，刘东华才将重心从自己感兴趣的政治与宏观经济转向到微观的民营经济；另外一个方面是，“老冯是三教九流什么朋友都交”，后来的刘东华同样如此，他曾经自诩道：“我牛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管是妖怪还是神仙，我都能交朋友。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老冯的支持下，刘东华从1993年开始主持《经济日报》“民营经济专版”的工作。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还和全国工商联一起举办了一个评选活动，每年在中国寻找100家优秀的民营企业，再从中评选10家最佳公司。这让他得以结交一批当时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们，比如当时有中国民企教父之称的牟其中，曾经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最富有者之一的张宏伟等人。 在他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的同时，一名《中华工商时报》的女记者胡舒立也开始有意识地去遍访当时中国的顶尖金融家和经济学者。不过，刘东华那时所结交的民营企业家们开始在随后被追问“原罪”，甚至纷纷落马，如牟其中此后的漫长岁月要在监狱中为自己辩解，张宏伟在盛极一时之后，便隐匿在阴影中；而胡舒立当时采访和结交的金融家们纷纷成为体系内的金融高官，“高西庆掌管着中国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纽约客》在对胡舒立的报道中如是说。
胡舒立称自己对权力的接近程度被高估了，刘东华则毫不掩饰自己对财富的接近程度。他并不讳言自己同那些民营经济巨人们“关系很好”。只不过他会声明自己并没有借机从中为自己谋取利益。他认为这也是自己能够在这种关系中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关系好就是我觉得这人很牛，但我对他无所求。这些成功者，找他们的人都带着各种需求，而我是无所求的。”
当他在1996年主动请求去接任《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并且获得《经济日报》社的准许时，他携带着自己同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社交能力奔赴了新职。在当时，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本杂志已经“烂得不可收拾”，但由于这是一个局级的部门，仍然不乏有人想要前往，“够资格的都不愿意来，不够资格的有几个人都想来，我是其中一个。后来大家觉得我可能最靠谱。”刘东华说。如果现在的读者对“局级”没有感觉，那我们可以举一个曾经被传为笑谈的例子。《中国企业家》的记者曾经因为对湖南一家公司的报道而遭到有段时间很流行的“跨省追捕”。这家公司运用自己的关系让当地公安局派遣警察到杂志社带人。这时杂志社的一位副总编辑出面接待了几位警察，然后严肃地告诉他们，该地公安机关只是处级机构，在中国庞大的权力组织结构中，处级机构是没有权利到一个局级机构来将人带走的，因此，“请你们先到《经济日报》社开介绍信”。
他在《中国企业家》最重要的搭档牛文文称，“刘东华在价值观上认为企业家是社会上最值得尊重、最稀缺的人，他跟这些人天然地亲近”。刘东华毫无顾忌地认为公司强则国强，认为只有私有企业的企业主才能称得上是企业家；正如胡舒立认为经济政策与金融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弱的最重要因素一样。这两人的价值判断都影响了他们各自主导的杂志的价值观和凝聚的人群。因此，当2001年媒体在纷纷质疑海尔和张瑞敏时，刘东华仍然在顽强地为张瑞敏辩护，他的逻辑是：“张瑞敏比我们傻吗？”2000年柳传志与倪光南之争的高潮时期，甚至他自己的杂志都做出了倾向于倪光南的报道，刘东华却问：“柳传志心疼并不真正属于他的联想，谁在心疼柳传志？”“如果最该被心疼的人都没有人去心疼，恐怕我们的某些规矩和习惯就真的该赶快改一改了。”正是在这之后，柳传志主动约请刘东华吃饭。这也是这两人第一次单独吃饭。在柳传志面前，年轻气盛的刘东华一见面就说：“联想的情况我知道得比较多了，但《中国企业家》的情况你知道得很少。所以今天主要是我说你听。”
相对于执掌《中国企业家》而言，他更引起旁人瞩目的是另外两项举动：从2002年开始的活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和从2006年开始创办的非盈利机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创始于2000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是国内最早的大规模企业家群体会议和企业家民间组织。刘东华是前3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执行主席，并为这个活动提供了许多资源与支持。随后他决定在2002年独立做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除了个性古怪从不参加媒体活动的任正非之外，所有中国大陆的重量级民营企业家都曾经做过它的嘉宾。2010年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的CEO马化腾甚至选择在这个会议上宣布腾讯的开放战略。这是刘东华建立和这个人群的“命运共同体”的方法之一。
刘东华在《中国企业家》为杂志创办的理事会，应该可以算做2006年才成立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前身。在杂志早期广告还未能成为营收重要部分时，每位理事所缴纳的理事费是杂志社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刘东华营造民营企业家命运共同体的途径之一。当然，对于一个媒体来说，这并不美好。西方媒体可能会感到匪夷所思，一个杂志要和它的报道对象成为命运共同体，还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收益。但是对于刘东华而言，这只是他发现了这个人群的需求，并且去满足这项需求而已。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立也是由于这种需求。这个非盈利机构的执行秘书长程虹说：“我们发现企业家们需要私密聚会。领袖年会嘉宾在台上讲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我会看到他们在贵宾休息室和餐厅内讨论时的热情。”如今这个俱乐部号称其成员贡献着中国GDP的4%。资深的外交家吴建民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活动上介绍这个组织时说：“它与众不同。它的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20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而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了中国GDP的一半，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使用了30%的资源。在座的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作出努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鲍勃·鲁宾在一旁听着。他希望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能够支持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资助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到中国学习和旅行。
“俱乐部成立之后，我跟他谈玩笑说，你这是要做中国商界的骷髅会，是可以对历史进程发挥作用的。因为你可以推动这群人本身的进化。”他在杂志时期的一个同事说。 2011年11月16日晚上，杨致远在斯坦福大学美术馆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访美国的成员们吃饭。这是他们在美国有正式访问事宜的最后一天，此后的活动是打高尔夫球，因此所有人都显得格外放松。他们还在当地的商店购买了小瓶装的茅台酒，钱则来自于每次活动缴纳的迟到罚款。杨致远开玩笑说，大家如果喝多了酒，桌子椅子随便砸，可是千万别动墙上挂的画，当然，这也不是说我赔不起，就是太贵了。曹国伟代表俱乐部向杨致远致辞，他端起红酒杯，红着脸笑了半天，然后说：“其实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人说，Jerry是我的偶像。如果没有当年的雅虎，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新浪。”
接下来的话题却没有这么欢乐和充满互相赞美，尽管作为主持人的俞敏洪在拼命地活跃气氛。首先是刚刚加入俱乐部担任顾问的中欧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给这群民营经济巨头们当头泼冷水，大意是你们很成功，但你们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中国13亿庞大的市场带来的。巨头们纷纷表示不忿—或许是观察者的视角问题，在俱乐部的执行秘书长程虹提及此事时，她却说，她认为这些巨头们很受震撼，还算虚心。刘东华站起来为他的这些朋友们辩护，历数他们在当今中国的复杂环境下如何不易，相比于美国的企业界大亨，这些中国人都是“活化石”，身上的时代烙印与企业家精神要远远强于前者。
马云则引发了群体性的情感表白。他感慨在中国做商人的命运是如此多艰，以至于从古至今，中国商人几乎无一善终。众所周知他在2011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在他讲完之后，所有人开始争相安慰他。他们表达着自己对这个群体的热爱和深厚感情，希望朋友们能够永不分离。俞敏洪说，这几乎是他唯一愿意参加的社会活动了。一名俱乐部的成员过来敬酒，然后评价说，他认为马云就像是在外面受了委屈，然后回家向家里的成员们抱怨的孩子。
出人意料的是，在众人难以抑制的情感外露时，刘东华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只是看着主持人俞敏洪一个一个地劝说大家发表讲话，听着众人的感慨与表白。筵席结束后走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他评价了一句：“今天晚上有点意思是不是？”
“东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做一个企业家的打滚中心。这是源于他对这个人群的理解。他觉得这个成功的企业人群其实是孤独的，对彼此有需求的。但他当时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发现媒体是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程虹说。程虹曾经做过10多年的媒体，后来从山东搬迁到北京。在刘东华和20位企业家一起发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程虹成为创始秘书长。
由刘东华扮演连接点，让这些企业家们互诉自己的艰难时刻，或者让他们向彼此寻求支持的类似时刻还有其他。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牛根生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会议上向俱乐部的成员与朋友求助事件。这件事情因为一家媒体将牛根生致俱乐部理事的一封信公开发表而广为人知。这封信也的确给牛根生带来了现实的帮助。
另一个例子是李连杰和壹基金。刘东华推荐李连杰以“社会企业家”的名义加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尽管在当时俱乐部的成员心中不是没有疑问，他们担心一个演员加入到一个商人的组织中，目的是不是仅仅是为了拿到一笔钱，但是刘东华说服了他们。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的第三年，柳传志正式担任了这个俱乐部的理事长。虽然在俱乐部成立的开始，刘东华就力主让柳传志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他一直谢绝。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又接受，是因为“确实他觉得，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很少再有比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更有代表性的地方了，又有影响力，价值观又健康。”刘东华回忆说。现在，这个俱乐部几乎已经成为柳传志公司之外最重要的社会职务。至于他为何愿意担任这样一个机构的领导者，柳传志的回答是两个原因。一个冠冕堂皇的原因是，“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和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也有人在追求理想”；另外一个原因是“确实多少有点被迫”，他在俱乐部众望所归。当冯仑在谈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他说，柳传志是主要的召集人。“如果企业家们愿意认一个人的话，那只能是柳传志。”程虹说。无论是出于哪个原因，柳传志都以自己的领导力为这个机构注入了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他的目标感、方向感与务实感。从微小的方面，则是从不迟到的纪律性。
一个会让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是，刘东华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赢得这么多财富拥有者的信任的秘密是什么？即使在遍访刘东华身边的伙伴之后，也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
毫无疑问刘东华一定是个情商与社交商很高的人。这一点可不仅仅表现在他与这些民企领导者交往时。他经常说，他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工作过的15年内，他的顶头上司换了四任，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给他指派过一个工作人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试图影响他，让他在杂志上做某个公司的报道。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称奇。当他在2002年开始做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报道时，他的上司中曾经有人表示过犹疑与不满：“一群民营企业的老板，怎么能称其为‘领袖’呢？”这在政治上可能是危险的。但刘东华没有正面与其发生冲突。相反，他取得了包括成思危与陈锦华在内的更高级别政治家的支持，悄无声息地消除了上司的疑虑。“我在驾驭他们的容忍度。”谈到他曾经的上司们时，他说。
另一个被不止一人提起的原因是，他并不功利，他从没有急于要将自己所掌握的巨大资源变现。刘东华自己喜欢用“干净”这个词。他在同这些富有的企业家们交往时，他的不功利成为让他保持自尊的一种重要方式。刘东华有一次在酒后说，即使有人愿意花100万元来让他写一篇文章，他也只会让对方走开。不过，真的有人愿意给他100万元，他称自己这些年帮“朋友们”做成了不少事情，其中一个人愿意以金钱来酬谢他。他将这笔钱用做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注册资金。除此之外，他声称自己到今天家庭资产仍为负数。
即使是在外人看来其中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刘东华也并没有从中获取过直接的物质收益。从这个组织成立开始，发起人定下的规则就是永不分红，而刘东华自己则不会从中拿去一分报酬。“绝大多数理事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自信，是因为人家越了解，越会觉得，东华这小子在境界上还挺牛逼的。”他说。
有一次在喝茶时他说：“我一个穷人，为了让你们更富，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努力，我有毛病啊！那是因为你们都是给社会拉磨的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拉得更好一些。”他认为自己的能力与贡献并不输于那些他与之交往的企业家，但是他却更少获得回报。所以，“我确实一直有一种优越感”，“说句吹牛的话，他们更需要我，我不怎么需要他们。”
他并不是不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他的。“很多人只是觉得，东华不过是跟那帮人关系不错，大家比较信任他，让他牵个头。”刘东华说。而他自己对这个俱乐部其实有着更高的期待。当被问到这个组织是否有可能成为像同他们交往密切的外交关系学会和布鲁斯金学会这样的组织时，柳传志的回答是现在谈论还为时过早，刘东华则说，这只是个过程和不同阶段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自然是他在价值观上极度认同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们。正如他的搭档牛文文提到的，刘东华天然地认为这群人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人，是“中国经济真正的脊梁”。“改革开放，头一次说你不用以暴力推翻别人，你只要到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你的王国就成立了。你的王国能做多大，取决于你满足市场的能力。”刘东华说。他相信国家的竞争力在于经济的竞争力，经济的竞争力在于公司的竞争力，而公司的竞争力则取决于企业家。“他特别懂这群人”，程虹评价说。这个人能让柳传志和王石落泪，能够安慰马云和张维迎。此外，“他愿意以更柔软的身段和姿态去做一些服务性的事情。”程虹说。
但是他的态度与方法并非让所有人赞叹。恰恰相反，他也会受到很多非议。其中有些人是在价值观上不认同他。号称要描述“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被一些新闻人视为与胡舒立的新闻观相对立，不够客观与中立，作为其领导者的刘东华难辞其咎。还有人会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描述为“既得利益者俱乐部”。
但是程虹为他辩护：“我觉得舒立和东华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推动中国商业进步和制度进步，只不过，舒立表现得像一个严父，而东华反倒像个慈母。”不过，尽管在外界看来胡舒立和刘东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媒体人，他们一人被描述为勇敢的黑幕揭发者，一人被认为是企业家阶层的代言者，但两人却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即使是在这个圈子内部，他也会遭到指责。这在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强硬态度，或许也有他在无意识间表现出的优越感。刘东华喜欢说，欣赏你到灵魂里，批判你到骨子里。但是大多数人显然更喜欢前者，不喜欢后者。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他曾经和一些企业家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其中一名企业家在私下里抱怨说：“我们让你来做这件事情，是让你来服务我们，而不是让你来当老大。”好在，在旁观者程虹看来，这并不会妨碍这群男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偶尔会争吵得面红耳赤，通常说话都不大会留面子。但这不影响他们是密切的朋友。”
他的老搭档牛文文在自己创办的公司第二次融资之后曾经说过一句话—刘东华赢得了人的认可，而他则赢得了钱的认可。无论如何理解，这句话都说明了刘东华被这群人认可的程度。“你在西方找不到他这样的媒体人。”他的一个前同事说。
“什么，刘德华？”“不是刘德华，是刘东华。”“谁啊？没听说过。”
在正和岛内部年会上，这个创业公司的客户拓展部门员工以娱乐的形式这样调侃。他们将自己在说服客户支付一年2万元的价格成为正和岛的客户时碰到的各种情况，编排成一个小品。其中一名潜在客户以为这是个房地产项目；另一名客户倒不在乎2万元，相反，她拿出了数倍于这个数字的钱，要求正和岛安排其和“柳传志柳老爷子”吃顿饭；一个客户的三个女秘书在听完这不是刘德华创立的公司之后失望地放下了电话。光明的结局是，一个《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读者和刘东华的商界“粉丝”愉快地成为了正和岛的用户。
在他48岁时，刘东华出人意料地选择了自己从头创办一家公司，而不是在他既有的轨迹上前行。他演讲时的激情与蛊惑能力，在商业世界的深厚人脉，以及同企业家交往时的无缝链接，都让人以为他会继续扮演一个成功的活动家和布道者的角色。这也是他最驾轻就熟的角色。如果他想要做培训公司，不见得会输给刘一秒。他甚至有能力办起一所商学院。此前熟识他的人则认为他会成为中国的施瓦布—全世界最富盛名商界精英交流平台“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与主席。“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到的是，我做的是施瓦布做的事儿。但我从来没有满足于要做一个施瓦布。”刘东华则说。
他的一批企业家朋友成为了这个新公司的投资者，根据其融资额，据称这个新公司刚一成立估值就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这个新公司可以被描述成一个较为封闭的高端社交网络，目的是为那些“成功人士”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观点和社交关系。用刘东华的话说，它会是一个“互联网的汪洋大海中的特种鱼塘”。“回过头来看，我20年做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为企业家提供服务，只不过我不停地在寻找最佳的模式和最佳的载体。”刘东华说。这也是他最大的变化，他开始反复提到“服务”这个词语。而在此前，对于以布道者自居的他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有很多人抱怨说并不知道正和岛究竟是什么以及在做什么。刘东华以他一贯的自信口吻说：“有那么多人在不知道正和岛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成为正和岛的会员。这也很有意思。”
就像所有公司的年会一样，这个新公司的年会无外乎是公司领导者的新年问候，员工们的节目表演，抽奖和发红包。平常至极，如果没有刘东华的话。这个一贯善于鼓动人心的人又一次让场面急转。在卖了足够多的关子之后，他宣布自己将要给一名员工颁发一个特殊奖项—这件事情他一直保密到最后关头。特别奖是一辆价格近40万元的最高配置的大众途观。它被奖励给公司的一名总监。包括受奖者在内的所有人当时全都陷入了由震惊带来的沉默，毕竟，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创业还不到1年的公司，它还没有实现设想中的巨大利润。
无论其他人如何看待，他现在想要获取一个巨大的成功，以此来获得他的那些朋友们所拥有的“巨大的现实掌控能力”。据说，有一次因写作《知识英雄》而成名的刘韧在飞机上碰到刘东华。刘东华对刘韧说：“刘韧啊，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记者。你放弃了真可惜。”刘韧拍了拍头等舱的座椅，对刘东华说：“刘社长，如果继续做记者，我现在怎么能坐到你身边呢？”
现在轮到刘东华来作出选择了。仅仅接近已经不够，他想要拥有。无论在别人看来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尽管他在外面听到了犹疑的声音，但他自己自信满满，且不留后路，“如果正和岛失败了，刘东华死无葬身之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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