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门口的野蛮人：人最重要的是Becoming的过程

现代商业社会，每个转折点总会出现一群对传统商业具有颠覆能力的人，如曾经的马云、马化腾。今天，当我们又一次站在新的拐点，什么样的人才能改变商业世界?或者说，这时代将造就什么样伟大的企业?

谁是下一个马化腾？今年4月，搜狐CEO张朝阳作为宣讲嘉宾来到IDG校园创业大赛第一站清华大学，当场一位大学生毫不客气地发问，“你觉得搜狐老了吗？”

这个问题不仅针对张朝阳，也针对李彦宏、马化腾甚至马云，所有这些曾经开创了一个时代，神一样的互联网大佬们——封神之后，何处落子？

三年前言必称扎克伯格。去年，美国一款社交应用Snapchat（阅后即焚）横空出世，在12岁到18岁的少女间特别火爆。马化腾和腾讯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汤道生有心试用，试用后却大呼搞不懂。这款由1991年出生的美国创业者做的产品，最大特色在于照片看完销毁掉的功能。“我们这样的年龄段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销毁掉”。

而号称“最懂90后”的投资人李丰，去年上半年跟一群90后创业者吃饭，面对席间关于弹幕的热烈讨论，一头雾水闻所未闻，不得不怏怏而去。回去一看更懵了，“满屏幕全都是字，把图像都挡住了，能看吗？这到底是看字还是看视频呢？”

——真心不懂。马化腾说，腾讯最大的担忧就是自己老了，不懂年轻人的世界和想法，被甩在时代的后面。这绝非互联网大佬们无病呻吟的感叹或者倚老卖老的自矜。他们曾经也是站在门口的野蛮人，征途是星辰大海。

可是现在，他们的对象和对手都变了。所谓变革，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曾经顺势而起的企业，转眼老去，更感焦虑。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野蛮人。互联网需要企业赋予商业的不仅是更多绚丽的名词，更是层出不穷的创意与想法。企业之变，质变并不一定需要量变，量变并一定是质变的萌芽。而问题往往是，我会怎么玩？而非补丁到底该怎么打？

现代商业社会，每个转折点总会出现一群对传统商业具有颠覆能力的人，如曾经的马云、马化腾。今天，当我们又一次站在新的拐点，什么样的人才能改变商业世界？或者说，这时代将造就什么样伟大的企业？

上篇：势

互联网焦虑症：没有最好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伟大的企业，但其核心商业的本质却不会改变。那就是以消费者需求为目的的营销与产品本质，以供应链为基础的物流与成本本质，以及以人性化与激励为核心的管理本质。

病因一：深层的出身焦虑

有人曾提出一个好问题：美国传统产业公司有没有互联网焦虑？日本呢？德国呢？访谈了一圈，结论是他们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但是却没有产生类似“互联网焦虑”这样的新名词，甚至并没有发明“互联网思维”这个新组合名词。

在国外，由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环境的原因，企业在适应互联网、应用互联网方面起步更早、过程更久，对这种压力形成了渐进式的适应和消化；其次，国外的优秀公司几乎都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将市场的新一轮变化视为一次重大的产业革命机会，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每当此时，具体的公司兴亡都乃常事，他们没有成王败寇的文化。

但是，中国企业就不一样了，二三十年的市场史涌现出无数创业神话，但绝对还不足以让人们坦然接受消亡。一类企业长期在全球最低端的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价值创造能力极低，靠苦活脏活起家，还没来得及走上产业自身升级的道路，互联网的冲击就在极短时间内扑面而来，形成强刺激源；另一类企业当年在地产业、能源业、金融业等依赖“关系红利”的领域暴富，头顶上时时悬着一把被清算的利剑，又缺乏直接应对用户的能力，而互联网在透明度、市场化、消费民主等领域的威力，像一束照亮灰色地带的强光源，致使他们瞬间失明。

病因二：被掩饰的领导力焦虑。今天公开大谈特谈互联网焦虑的企业家们，他们所创立的企业大部分都已经拥有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历史，即便没有互联网这头怪物，这些企业在基础管理、日常运营、技术进步和客户服务方面难道就达到了市场的需求或者国际一流的水准吗？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个真没有。大部分企业甚至没有达到“笃尽本分”的水准。但是，以往这些差距不太可能像今天这样被透明公开地呈现出来，被点评、被比较，以至于企业被抛弃。

而当把话题引向互联网焦虑症，创始人们就成功地转移了焦点，问题从自身不足好似变成了环境问题、趋势问题，就像已经在传统领域无可作为了一样。

事实是，随着长期以来企业组织的老化，领导者自身也难以动摇大公司内的官僚机器，但是他们非常清楚企业急需进行真正的变革，如果以“互联网战略”为由，他们更容易斩断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更直接地推动组织变革和责任权利的再次分配。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变革之道，回避系统本身的缺陷，绕过无法破解的现实问题，营造出一种“增量”的预期，用增量来冲击存量。

病因三：反转的规则焦虑。

大量的传统产业大佬眼睁睁看着小米、乐视、特斯拉一遍遍偷袭珍珠港而无计可施，并不是因为他们太迟钝或者太傲慢，而是当游戏规则瞬间反转，沉重的肉身使得他们很难同步。当一方是烧着从A轮到Z轮的风险投资来颠覆一个市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攥着二十年苦心经营积累的资金试图抵挡应对时，结局已经注定。这时候企业特别需要一种退出画面看画的能力：假如重来一遍，我会怎么玩儿？而不是：目前就是这样了，到底补丁怎么打？但问题是，这个“假如”是不成立的。

病因四：转移中的话语权焦虑。

这一轮互联网焦虑症的爆发，除了以上真实原因之外，还不得不提到某种心因症和环境交互而产生的影响：话语权的转移。互联网业者天然掌握更直接的传播资源，再加上媒体和自媒体在旁跟红顶白地起哄架秧子，使得传统业者的“声量”短时间内被新兴力量所压制。因此，互联网焦虑症这个本来是大佬之间互相撒娇的“富贵病”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急于偷袭的新兴业者放大了。

其实，不管有没有互联网，企业的起起伏伏皆为浮云，生生死死都是常事。反而互联网的快速跨越式发展逻辑给了很多企业难得的重生机会：没赶上这波儿浪潮之巅，只要踩稳了别翻船，耐得住少年派的寂寞，还有机会赶上下一波儿八尺大浪。

野蛮是一种生存方式：我们生怕被时代抛下，所以焦虑，因为焦虑所以不断地更新自己。商业的本质是什么？经营之道是什么？CEO的心无法平静，企业就不能安心。但所谓变革，如不是互联网，也会有其他来逼迫着改变。顺应当下这个时代的企业，未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

极客来了，大佬闪开：极客来自英语中 Geek一词，原指对科技痴迷，不懂人情世故的科学怪人，现多指沉迷钻研某种活动或技术，追求技术与细节上绝对完美的人群。

乔布斯之前，没有人曾想到音乐可以被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没有人曾预见手机界面可以被指尖轻松操控。整个手机行业被重塑，也只是来自乔布斯的一个抱怨，“这也叫手机？让我们来做一款真正的手机吧。”

这就是极客的可怕之处，大佬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惹”到他们。在极客的世界里，他们希望世界是他们认为的样子，如果不是，那就去推动这种改变。乔布斯不喜欢诺基亚的手机，于是有了iPhone;扎克伯格不满学校内部的交流平台，于是有了Facebook;甚至以色列的阿尔贝讨厌各类操作复杂的通讯软件，于是有了用户间只能互发一个“Yo”，然后收到时会听到一声“Yo”的社交软件，并且已经获得超过1000万美元的融资，颠覆了即时通信软件。

人们叫嚣着“产品为王”，“用户体验至上”，拼命地挖掘用户的心理，探讨着如何创新，但对极客们而言，创新是最轻松的事情。他们有能力自行完善产品，甚至重新定义产品，不断地挑战大佬们的权威，他们专注在各自热爱的领域，是用户，更是专家。

你觉得搜狐老了吗？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换成，你觉得BAT老了吗？

“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们越早意识到这个趋势越好。”腾讯曾是向大佬挑战的野蛮人，QQ伴随着80后的成长。但现在，腾讯公司担心未来不懂90后、00后。腾讯发明了微信，但90后利用微信玩出的花样，让60后、70后的大叔们应接不暇。

秣马厉兵，兵临城下，再牛的人乃至再牛的企业都可能无法避免被这时代裹挟着迈过门槛走向门内。

90后、00后是怎样一个族群？他们成长在互联网时代，深受互联网文化的浸淫。身为互联网土著，他们和移民有天然的不同，前者是本能、自然的思考方式，后者是通过间接学习获得。打比方说，创办一起唱的尹桑很早就去美国读书，他说英语就用英文逻辑思考，相比之下国内大学生英语也很好，但很多仍然需要在中英文逻辑之间转换。

亚洲周刊2011年第二十六期的封面标题是《互联网下的蛋：中国九零后精英》，当中如此描述90后，“自信、独立、忠于自己欲望；网络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工具，在虚拟社会中单打独斗、抱团抗敌，在社交网络中点对点漂移。”在这篇报道里，90后被称为“不会羞涩的一代”，他们敢于挑战权威和现有秩序，以不同方式塑造中国的未来。

一个煎饼果子店的100亿元梦想：花1000万元给牛腩封测最后拉来6000万元风投，估值4亿元，听上去是不是过于不切实际？那么一个卖煎饼果子的店铺想要将年销售额做到100亿元呢？

黄太吉创始人赫畅出身互联网，后来发现当鸡头的机会很渺茫，索性卖起了煎饼果子。第一家店只有20平方米，13个座位；到现在有100个员工，都是90后；开到四家分店的时候，每天卖出1万个煎饼果子。并且，黄太吉已拥有10万个粉丝，包括微博的8万人和微信上的粉丝。“我们有100万个可以影响的人。借此扩大影响力，未来6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年销售超过1亿元的煎饼果子品牌。”

未来改变商业世界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曾是马云、马化腾这样高大上的互联网先驱，曾是雕爷、申音这样的互联网精英，他们更是卖煎饼果子的赫畅、受邀到万科演讲的情趣用品店老板马佳佳这样的90后、互联网土著和极客。

“我们已经落伍了，不再属于创业群体，年轻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像面对叔叔和长辈，根本不想说心里话。”IDG资本创始合伙人周全对投资人王功权这样感慨。

在中国第一波互联网浪潮里，这些风险投资机构发现并投资过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今天他们所面临同样的命题是：如何发现未来的李彦宏、马云和马化腾？

中篇：术

寻找那些重新定义时代的人：是传统商业模式的蜕变还是互联网思维的延伸？答案都不是。他们半路杀出，招数奇异，在这个人人都在谈转型，人人都在找模式的时代，他们横空出世，似乎天生拥有某种本领，彻彻底底地颠覆着人们的见识。他们如传说中的“圣婴”，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者，同时也是另一个商业时代的开拓者。

马佳佳：只要有范儿不会没钱。马佳佳爆红之后，常有记者希望挖出这个90后美女过去受了什么刺激才会走上这条卖情趣用品的道路。情节如下：记者瞪大眼睛一脸同情地说，“你本来可以跟我一样，选个正常的职业。”马佳佳回答说，因为我不想和你这样的傻逼做同事啊。

这是个颇奇葩的回答。正因为其不和谐、不合理，马佳佳又收获众多粉丝拥趸。

2012年6月，马佳佳在母校中国传媒大学门口开了自己第一家成人用品实体店泡否（Powerful）。现在的Powerful三里屯旗舰店被称为“中国最美情趣用品店”。与传统昏暗的、躲躲闪闪的成人用品店不同，这里宽敞明亮、色调鲜艳。门口挂着的“不好意思的不准进，长得不好看的不准进，18cm以上的可以打折”的标语，店内随处可见的“隔江犹唱后庭花”等带有隐喻和调戏意味的标识，店内常备《怎样打飞机》、《如何鉴别黄色歌曲》、《黑木耳与香菇的栽培技巧》等读物，不断撩拨多数人对情趣用品敏感的神经。

1990年出生的马佳佳原名张孟宁，2008年云南省高考语文状元、2012年6月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第323期11号女嘉宾、上过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及《我们约会吧》。

在这个剧烈转型的时代，出生时间相差十年，世界观已经截然不同。马佳佳打扮成百变女王，颠覆了一个传统社会既定的对女性美感的定义，又以泡否为载体，拿新的内容阐述了一种价值观，并以调侃传统和权威的“演技”获得众多90后的热爱。在90后里，出位作秀的例子有很多，马佳佳与这种价值观的连接极其紧密。

泡否挣钱吗？现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点在于马佳佳是一种范儿。范儿就是品牌。有了众多粉丝，就会有更多的商业模式出现。前段时间，地产大佬万科找马佳佳演讲，凤凰网邀请马佳佳代言凤凰新闻客户端，正是如此。

在这个年代只要有范儿，不会没钱。

郭列：不逗逼的不要。有这样一组数据为“脸萌”背书：上线半年用户突破2000万，5天净增用户500万元，App排行榜第一；下载量突破3000万时，每月IT成本仅73元；获IDG数百万元的天使投资，与多家风投洽谈A轮融资，融资量或达千万元级别……

“脸萌能火多久？”谁也说不准，甚至外界很难真正理解90后创业热情的源泉所在。

一次腾讯的内部交流中，一名员工问几位90后创业者，“你们认为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马化腾吗？”

坐在圆桌对面的脸萌创始人、前腾讯员工郭列说，“从哪种角度？我们创业不是为了超过马化腾的财产。”

郭列2011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入职腾讯，从实习生做起，后来成为产品经理。当时，他对进到腾讯的憧憬就是“拿着麦克风跟大家介绍我的产品”，然而现实是，作为2万名员工中的一员，他有很多东西要学，有更多别人分配的事要做，成就感微乎其微。

郭列出身并不富裕，离职创业鼓足了勇气，主要是厌倦在大公司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这个准90后最爱动漫《海贼王》，有时看着看着就会哭。他更向往的是“一群非常喜欢的人做一个非常喜欢的事情”的感觉。因此，2013年年初，郭列辞职创业。

这符合IDG对新生代创业者的研究，“他们创业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出于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没有那么现实，那么世故”，因此在创业方向上更加坚定。这种坚定，做的是自己喜欢和内心认可的事情，而不是出于商业模式、赚钱的事情。

作为曾在腾讯任职的产品经理，郭列将腾讯应用开发中的产品导向型风格带入自己的软件开发过程，通过逐条阅读用户使用产品后的反馈，不断增加好玩素材，丰富用户制作动漫的体验，产品本身也保持“每四天一次迭代”的节奏来加速产品更新，借此提升脸萌产品的用户体验。此外，因为讨厌QQ弹窗，脸萌不做推送，甚至连评分提升都没有。

2014年8月6日晚上，A轮融资成功后脸萌搬进宽敞的新办公室，郭列带着一群男孩儿、女孩儿围绕着一排长桌做出张牙舞爪的表情，拍照留念。

在他的招人标准中有很特殊的一条，“不逗逼的不要”。